在过去的20多年里，基因治疗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目前，共有14种体外基因疗法和29种体内基因疗法获批（主要是FDA），其中17种是基于非病毒载体，26种是基于病毒载体。病毒载体已广泛用于体内基因治疗，包括腺病毒（adenovirus，Ad）、逆转录病毒、慢病毒和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HSV）。人们对野生型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AAV）的认识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科学家们不断地探索与开发，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发现了具有不同组织趋向性的多种AAV血清型，从而为靶向基因递送方法引入了途径。在21世纪初，人们对AAV衣壳进行了设计，以提高组织特异性和转导效率，并提高重组AAV（rAAV）的安全性。目前，rAAV具有广泛的组织趋向性、较好的安全性和多种生产工艺等特点，已成为临床试验和FDA批准应用的首选。更重要的是，AAV是非致病性的，整合到宿主基因中的概率低，且可以维持长期的转基因表达。

 

图1 已获批基因治疗产品和递送平台

（Wang JH et 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4）

 

图2 AAV生物学研究和基因治疗发展的历史里程碑

（Wang JH et 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4）

2024年3月，高光坪教授团队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上发表了题为“Adeno-associated virus as a delivery vector for gene therapy of human diseases”的新综述，概述了AAV基因治疗在多种人类疾病中的临床应用进展，提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潜在解决方案，最后对快速发展中的AAV基因治疗领域的未来方向进行了展望。

一、AAV基因治疗的疗效及临床应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AAV已成功在多种疾病的临床试验中取得了可喜进展，包括眼部、神经系统、代谢、血液、神经肌肉、心血管和肿瘤疾病。

 

图3 AAV在人类疾病中的临床应用现状

（Wang JH et 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4）

1 眼部疾病

目前眼部疾病处于AAV基因治疗的最前沿。一是眼睛具备免疫豁免特征，对AAV的免疫反应较低。二是眼睛为环境封闭的小组织靶点，患者所需的剂量较低。三是许多眼部疾病是由单基因缺陷引起，是基因治疗的理想靶器官。下面将重点介绍几种针对单基因眼部疾病的AAV基因疗法。

1.1 视网膜色素变性

MERTK是RPE中控制吞噬作用的信号通路中的关键成分，其缺失会导致光感受器变性，最终导致视网膜色素变性（retinitis pigmentosa，RP）。一项Ⅰ期临床试验评估了6名MERTK相关RP患者接受视网膜下注射rAAV2-VMD2-hMERTK的疗效。其中3名患者接受治疗后视力有所改善，但只有1名患者在接受治疗的2年内视力持续得到改善，这提示还需要进行长期研究。

RPGR基因突变是X连锁视网膜色素变性（X-linked retinitis pigmentosa，XLRP）的常见病因，主要影响男性。这是RP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其特征是由于光感受器和RPE细胞功能障碍导致的进行性视力丧失。目前已有3项正在进行中的临床试验，以评估AAV基因治疗RPGR基因突变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项试验的早期结果表现良好，一些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视觉功能和视网膜结构稳定性得到改善。对XLRP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XIRIUS）和自然病史研究（XOLARIS）进行的事后分析表明，接受最高剂量cotoretigene toliparvovec（BIIB112/rAAV8-RPGR）治疗的4名受试者在第12个月时视网膜敏感性和低照度视敏度得到了早期改善。

1.2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AMD）是一种进行性视网膜疾病，在晚期表现为地图样萎缩和新生血管生成。GT005（Gyroscope）是一种基于AAV2的基因治疗产品，通过视网膜下给药，用于治疗AMD继发地图样萎缩。EXPLORE和HORIZON是Ⅱ期、多中心、随机和对照试验，评估GT005在两组不同的地图样萎缩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期数据表明，接受治疗的患者CFI水平持续增加，CFI下游蛋白减少。但目前已停止了GT005的进一步开发。

sFlt-1是一种嵌合型VEGF抑制蛋白，由Flt-1（VEGF受体-1）的结构域2偶联到人免疫球蛋白G1重链Fc片段组成。在一项Ⅰ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玻璃体内注射rAAV2-sFlt-1耐受性良好，但sFlt-1的表达水平和治疗效果各不相同。在老年人中，视网膜下注射相同载体耐受性良好。尽管该结局不是该研究的主要终点，但未观察到明显的视力改善。

RGX-314（Regenxbio）是一款利用AAV8载体递送anti-VEGF Fab基因到眼球，在视网膜细胞中表达，用于治疗新生血管性AMD的药物。Ⅰ期临床试验（ASCENT）的初步评估表明，该疗法安全且耐受性良好。治疗效果与剂量有关，一些患者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无需补充注射抗VEGF药物。

ADVM-022（Adverum Biotechnologies）是一款利用源自rAAV2的工程AAV.7m8载体，携带表达编码aflibercept转基因的基因疗法，用于治疗新生血管性AMD。在一项Ⅰ期临床试验（OPTIC）中，在长达92周的随访期间，80%以上的患者通过单次玻璃体内注射达到长期疗效，降低频繁注射抗VEGF药物带来的负担。

2 神经系统疾病

目前FDA批准的用于神经系统疾病的AAV基因疗法包括两种不同的给药方式：局部给药（如立体定向注射）和系统性给药（如静脉注射）。

2.1 芳香族L-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

芳香族L-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aromatic L-amino acid decarboxylase deficiency，AADCD）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由多巴脱羧酶基因突变引起。2012年，在台湾的4名儿童接受了总剂量为1.6×10¹¹ vgs的rAAV2.AADC输注，其中年龄最大的儿童在接受治疗时已经六岁。所有患者的运动评分均有所改善，主观上情绪稳定性也有所提高。有趣的是，患者在输注后出现了短暂的运动障碍。

2.2 脊髓性肌萎缩症

脊髓性肌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SMA）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SMA主要分为I～IV型。I型是最严重的形式，一般在婴儿出生后6个月出现症状，2岁前死亡。其特征是虚弱、运动发育退化，最终进展为呼吸衰竭和死亡。SMA I的首个临床试验结果于2017年公布，招募的15名患者分别接受了总剂量为6.7×10¹³ vgs/kg或2×10¹⁴ vgs/kg的rAAV.SMN1静脉输注，发现患者对呼吸机的需求减少，运动评分提高。11名患者能够不借助外力坐立数秒，并获得了说话的能力。尽管该疗法耐受性良好，但肝酶升高的情况较为普遍，通过皮质类固醇治疗，肝酶水平有所下降。

3 代谢疾病

导致代谢性疾病的遗传缺陷可能有全身性或器官特异性的表现，对载体设计和给药途径有影响（例如，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要表现的溶酶体贮积症）。

3.1 Tay-Sachs Disease和Sandhoff Disease

TSD（Tay Sachs disease）和SD（Sandhoff disease）是溶酶体贮积症，属于GM2神经节苷脂病，这类疾病是由编码β-N-乙酰己糖胺酶的基因发生常染色体隐性、功能丧失性突变所致。2022年，一项针对2名TSD患者的扩大准入试验表明，通过鞘内输注两种表达α和β亚基的rAAV.rh8载体是安全的。这2名患者的年龄分别为30个月（剂量为1.0×10¹⁴vgs；鞘内注射）和7个月（剂量为4.05×10¹³vgs；双侧丘脑内和鞘内联合注射），他们接受了利妥昔单抗、西罗莫司和泼尼松龙的免疫抑制治疗。试验过程中，患者对手术和载体耐受性良好，均表现出疾病稳定的迹象。目前，加拿大和美国正在开展两项临床试验（项目号分别是NCT04798235和NCT04669535）。NCT04798235的Ⅰ/Ⅱ期试验是利用rAAV9进行单次鞘内注射，将HEXA和HEXB转基因递送给婴儿型TSD患者或SD患者。相比之下，NCT04669535的试验设计为一项剂量递增研究，通过双侧丘脑内和鞘内/大池的联合途径给予4种不同药剂剂量，该研究使用了两种rAAV.rh8载体递送HEXA或HEXB转基因，这些试验的结果尚待公布。

3.2 Canavan Disease

CD(Canavan disease)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进行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其特征是海绵状变性和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水平升高，ASPA酶的失活突变导致NAA在中枢神经系统和尿液中积累。目前，有两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这两项试验使用了不同的载体设计和给药途径（分别是颅内给药与静脉输注），给药途径的不同必然导致剂量的差异。这两项试验的数据已在科学会议上展示，并显示出前景。

4 血液系统疾病

非肿瘤性血液病可分为细胞性或非细胞性疾病，这意味着基因突变分别影响细胞功能(如镰状细胞病)或血液成分(如血友病)。这种区别对于基因治疗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靶标细胞/器官。

血友病A和血友病B分别由凝血因子Ⅷ（FⅧ）和凝血因子Ⅸ（FⅨ）缺乏引起，两者都属于X连锁隐性遗传病，FⅧ在内皮细胞中合成，而FⅨ在肝细胞中产生。一项关于血友病A的Ⅲ期临床试验中，患者接受了单次剂量为6.0×10¹³vgs/kg的rAAV5hⅧSQ的静脉输注。结果显示，这项一次性治疗显著提高了FⅧ活性，减少了外源性FⅧ的使用，并且与使用外源性FⅧ的预防性治疗相比，出血事件有所改善。在大约8周时，发现患者肝脏酶升高，但96.2%的患者在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后有所降低。两年的随访数据显示，与前期Ⅰ/Ⅱ期试验趋势相似，年出血率和外源性FⅧ的使用均有所减少。然而，也观察到转基因表达水平随时间下降。这种治疗载体最近获得了FDA的批准（roctavian，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rAAV5hⅧSQ），进一步确定其持久性的临床研究也至关重要。

5 神经肌肉疾病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DMD）是最常见的肌营养不良症，属于罕见的X连锁进行性疾病，主要影响男性。它由肌营养不良蛋白基因突变引起，会导致肌营养不良蛋白缺失或功能障碍。

为了实现对全身受损肌肉细胞的广泛靶向，一项试验评估了静脉输注2.0×10¹⁴ vgs/kg rAAV.rh74的安全性和治疗效果。结果显示，该Ⅰ/Ⅱ期试验中所有患者的临床和组织病理学均有所改善，这与治疗时的年龄和疾病严重程度相关。与早期试验结果相反，未检测到针对微肌营养不良蛋白（microdystrophin）的T细胞免疫反应和TMA（thrombotic microangiopathy）迹象。一项涉及41名患者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NCT03769116)刚刚完成，且该疗法（elevidys，delandistrogene moxeparvovec）于2023年获得了FDA批准上市。基因替代疗法的另一种策略包括使用修饰基因。2022年，一项首次通过双侧股静脉隔离肢体灌注方式的人体试验，分别以5.0×10¹³vgs/kg和2.5×10¹³vgs/kg的剂量向两名患者（分别为6.9岁和8.9岁）注射表达GALGT2的rAAV.rh47，尽管检测到针对rAAV衣壳的抗体和轻度的T细胞免疫反应，但未出现相关肝毒性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较高剂量的年轻患者表现出更大的疾病改善。另有两项正在进行的试验，包括Solid Bioscience公司的随机Ⅰ/Ⅱ期临床试验(NCT03368742)和辉瑞公司的非随机Ⅰb期临床试验(NCT03362502)，这两项试验都是利用rAAV9在肌肉特异性启动子的控制下表达截断型肌营养不良蛋白。

6 心血管疾病

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HF）是由于心脏结构和（或）功能异常导致心室充盈和（或）射血能力受损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在美国较为普遍，约有600万人受到影响。一项CUPID试验评估了使用rAAV1（rAAV1.SERCA2a）过表达SERCA2a的效果，包括Ⅰ/Ⅱ期试验。在Ⅰ期研究中，通过rAAV1载体递送剂量分别为1.4×10¹¹、6.0× 10¹¹和3.0×10¹³vgs的rAAV1.SERCA2a（每组n=3名患者）。结果显示，部分患者症状改善，对治疗耐受性良好。进一步Ⅱ期研究中，共纳入25名接受治疗和14名接受安慰剂的患者，注射剂量分别为6.0×10¹¹（n=8）、3.0×10¹²（n=8）和1.0×10¹³ vgs（n=9）。总的来说，与接受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有改善的趋势；然而，除左室舒张末期容积这项指标外，大多数结果未达到统计学差异，该研究证实了Ⅰ期观察到的良好安全性。随后的CUPID Ⅱ期三年随访结果也未能显示出生存率得以改善，但非终末事件的累积分析达到了统计学差异。CUPID 2与之前的试验结果类似，关键结果指标无显著性差异（例如，生存率），但干预组的早期终末事件显著增加。

7 癌症

rAAV抗肿瘤策略与常规抗肿瘤方案类似，基因治疗具有特定的优势，例如基因表达的调节或敲低。rAAV可以转导至分裂和非分裂的细胞，使得在异质性肿瘤组织中进行广泛的细胞靶向成为可能。这一特性可以用于向肿瘤细胞递送细胞因子转基因，以招募免疫细胞触发抗肿瘤免疫反应。rAAV在人类中的应用比较有限，目前只有一项胃癌体外基因治疗的试验（NCT02496273）正在进行。一项概念验证研究中，通过在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利用rAAV介导干扰素β（IFNβ）表达可抑制结直肠癌细胞的生长。利用rAAV的可适应性衣壳，还可以提高转导效率和特异性，减轻不良影响。例如，具有Her2配体的rAAV增加了转导特异性。HSV胸苷激酶的表达可将更昔洛韦转化为有毒产物，随后该产物被整合到肿瘤DNA中诱导细胞死亡。与接受抗癌药物赫赛汀的动物组相比，这种递送方式减少了肿瘤负荷并延长了生存期。然而这种方法耗时且劳动强度大。另一种方法是筛选现有的rAAV衣壳库，通过不同给药途径中组织亲嗜性判断最佳组合。例如，已发现rAAV7和rAAV9能够高效转导至小鼠的前列腺组织。

二、rAAV基因疗法转化为临床实践的挑战

rAAV衣壳性能与给药途径息息相关，这促使研究人员探索不同的给药途径，包括血管内给药、直接组织内注射以及进入体腔或体液中。每种给药途径和衣壳的选择都必须在疾病、靶标区域、器官系统以及患者年龄等因素的背景下确定（见表1）。

表1 rAAV在不同给药途径下的利与弊

（Wang JH et 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4）

 

为了降低高剂量静脉给药的载体成本和风险，通过脑脊液途径给药被广泛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但将模式动物中的发现转化到人体中是一项艰巨挑战。例如，rAAV9可以在小鼠中实现全脑转导，其中侧脑室与皮层之间的距离仅有几毫米。而在人体中，这一距离跨越了几厘米。因此，使用人类脑脊液给药的临床试验必须验证这种给药模式的可转移性。

1 rAAV的免疫原性

rAAV基因治疗还要面对由免疫系统设置的多种生物屏障，包括预先存在的免疫反应，补体激活，先天免疫和危险受体识别，以及适应性免疫系统中的B细胞和T细胞免疫(图4)。

 

图4 rAAV基因治疗中的免疫反应

（Wang JH et 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4）

1.1 预先存在的免疫反应

针对rAAV衣壳的预先存在的免疫反应，可以通过测量特异性中和抗体（NAbs）来评估。新生儿在前6个月携带母体AAV NAbs，之后中和滴度下降，但从7-9个月大开始会再次出现。整体血清阳性率因血清型和地理位置而不同，范围从低于10%到超过90%。如果载体通过静脉注射给药，即使血清阳性率很低，也会显著降低转基因表达。再次给药时，由于rAAV基因组通常以附加体的形式存在于宿主细胞中，当每次宿主细胞分裂时，细胞中rAAV基因组的平均数量都会减少一半，并在宿主细胞死亡时丢失。因此患者可能需要持续的基因治疗，尤其是针对细胞更新活跃的器官（如肝脏）。然而，首次给药后产生的NAbs会抑制再次给药。

1.2 补体激活

补体系统由一系列高丰度的血清蛋白及其相关的细胞受体组成。许多接受高剂量（约1.0×10¹⁴vg/kg）rAAV基因治疗的患者出现了与补体激活相关的治疗不良事件（TEAEs），包括血小板减少症、溶血性贫血、血栓性微血管病（TMA）、肝酶升高、急性肝损伤和类似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aHUS）的肾脏损伤。已有记录显示，补体激活与死亡相关。截至2022年1月13日，在接受Zolgensma治疗的1400多名患者中，记录了9例TMA病例（约0.6%）。 (https://www.fda.gov/media/126109/download)

1.3 先天免疫反应

多种细胞膜表面、核内体和细胞质受体检测与病原体相关的分子特征，通常作为细胞防御机制的预警系统，并启动炎症反应。固有传感器的激活通常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内发生。由于rAAV由病毒构成，它的一些固有特征很可能会被这些受体检测到。免疫反应触发的细胞因子分泌已被证明会显著降低转基因表达并触发适应性反应。

1.4 免疫抑制药物

许多试验现在采用包括类固醇、利妥昔单抗和雷帕霉素在内的三重免疫抑制方案。目前用于或正在研究用于rAAV临床试验中抑制免疫反应的所有药物最初都是为其他疾病开发的，如自身免疫性疾病、移植和肿瘤等（表2）。

表2 目前用于基因治疗试验或动物模型中的免疫抑制药物

（Wang JH et 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4）

 

rAAV免疫学中有三个关键领域需要关注。首先，在研究野生型AAV（wtAAV）基本免疫学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与人们最近才发现wtAAV会引起疾病这一事实有关。其次，免疫学研究往往侧重于初级免疫细胞、来源于免疫细胞的细胞系或肿瘤细胞，而忽略了rAAV基因疗法在体内能够靶向多种体细胞（如中枢神经系统细胞、视网膜细胞、肝细胞、肌肉细胞），这些细胞都具有不同的免疫学特征。最后，动物模型中获得结论可能并不总会反映在人体临床试验中。解决这些挑战可能涉及改进体外建模系统，如混合细胞培养、3D类器官和诱导多能干细胞，此外，CRISPR筛选技术和处于开发中的创新性体内系统（如植入人类骨髓、肝脏和胸腺（BLT）系统的小鼠）都能有所帮助。

2 不良反应/毒性和管理策略

安全性仍然是疾病治疗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虽然rAAV因其安全性在目前可用的病毒载体中受到青睐，但它并非没有风险（表3）。

 

表3 由rAAV引起的副作用和毒性

（Wang JH et 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4）

 

2.1 遗传毒性（插入突变）

wtAAV可以在哺乳动物基因组中进行整合，而rAAV中仅存在ITR这一wtAAV元件，因此可能会降低基因组整合风险。但动物模型的数据表明，wtAAV和rAAV之间病毒基因组整合的概率是相似的。除非破坏了肿瘤抑制基因或激活了致癌基因，通常基因组整合并不一定是有害的。当AAV通过静脉注射给药时，肝脏中会出现高度转导。因此，肝细胞癌（HCC）值得重点关注。尽管在人类中发现了wtAAV基因组的整合，但尚未确定其在肿瘤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同样，治疗性rAAV在人类基因组整合中的作用及其致癌能力尚不清楚。随着基因组编辑工具，特别是CRISPR的广泛应用，动物模型中因CRISPR诱导的双链断裂而观察到的rAAV基因组整合现象频率增加，给安全性带来了另一个挑战。其他被假定为影响载体基因组整合的因素包括rAAV血清型、启动子/增强子元件和载体杂质。

2.2 肝毒性

静脉注射大剂量rAAV可能导致肝脏毒性，因为大量病毒颗粒在进入循环时会经过肝脏。肝毒性的早期迹象表现为血液检测中肝脏酶升高，在临床上可能无症状或进展为肝损伤、衰竭甚至死亡。预防性和给药后增加皮质类固醇的使用已被证明有减轻肝毒性的效果。静脉注射后的肝毒性通常在治疗后数周至数月发生，这表明免疫应答是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该结论在血友病B的早期报告中也得到了数据支持，其中转基因表达的降低与针对rAAV衣壳的T细胞应答和肝脏酶升高有关。

2.3 血栓性微血管病

血栓性微血管病（thrombotic microangiopathy，TMA）是由内皮损伤伴血小板聚集所导致，它会形成微血栓、血小板减少症，通过缺血导致终末器官损伤，甚至可能死亡。它可以是获得性或遗传性的，其与rAAV基因治疗的关联直到最近才变得明显。除了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外，当前的策略还集中在预防性免疫抑制上。同时，支持治疗、皮质类固醇、依库珠单抗和血浆置换等方法的成功治疗案例已有报道。研究人员尚不清楚哪些因素导致rAAV给药后易患TMA。但一些可能的患者特异性因素，如疾病表型和基础疾病的进程，正在研究当中。

2.4 DRG毒性

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on, DRG）毒性可能会引起感觉神经节炎症和神经元丢失，并可能延伸到脊髓背柱。目前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啮齿动物、猴和仔猪，其中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rAAV表现出与炎症浸润和神经元变性有关。DRG毒性可能在临床前无症状，但研究中发现动物体内可能会出现本体感觉缺陷和共济失调的症状。组织病理学和临床变化通常会发生，但会延迟，这表明毒性并非由衣壳引起，可能与转基因的表达有关。最近，有研究将血清神经丝(NF)水平作为毒性标志物，但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此外，血清NF的水平变化也可能与疾病有关。

2.5 MRI检测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灵敏度的提高有助于识别过去无法检测到的细胞变化。例如脑实质内注射rAAV后的脑MRI变化。在一项针对Batten病的人类试验中，注射表达CLN2的rAAV.rh10后，MRI变化持续存在，大多数受试者在注射后12个月时仍表现出这些变化。重要的是，这些MRI检测并未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目前研究人员尚不清楚注射后MRI变化的确切意义，特别是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从手术和载体相关效应中辨别出与疾病相关的变化较为困难，但进一步了解潜在的分子和细胞机制对于患者安全和基因治疗成功仍至关重要。

三、总结

本文讨论了目前对腺相关病毒（AAV）生物学的理解，重点关注了rAAV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以及rAAV应用于各种疾病时面临的挑战。该领域目前正在飞速发展，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都取得了十足的进步。在治疗单基因疾病方面的成功已经证明了rAAV基因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然而，为了更广泛地治疗各类疾病，仍需解决一些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能有效地将rAAV递送到靶标组织，给药途径的选择会极大影响治疗的成功。解决与特定细胞/组织靶向相关的顾虑并克服物理屏障，对于扩大目标疾病的范围至关重要。rAAV的免疫原性构成了另一个挑战，它会影响基因治疗的安全性、持久性和有效性。调节和缓解免疫反应的策略，包括患者的预先免疫、载体给药后的先天免疫反应、病毒衣壳以及转基因诱导的适应性免疫反应，对于患者安全至关重要。最后，更好地了解rAAV的整合将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其潜在的肿瘤形成、肝毒性、神经毒性影响，以及需要解决与高剂量rAAV相关的新发现的不良反应，以提高患者的安全性和治疗的可及性。

尽管存在挑战，但仍有几个充满希望的研究方向能够推动rAAV基因疗法的长续发展。研究rAAV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指导载体工程和增强转基因表达至关重要。实现长期转基因表达的策略，包括免疫逃逸或免疫抑制方案，可以增加治疗益处并减少重复干预的需要。根据疾病特定需求定制rAAV基因疗法，如定制组织、细胞和基因特异性启动子、优化转基因设计和工程化具有特定组织亲嗜性的衣壳变体，是另一个令人兴奋的方向。这些新设计的rAAV必须展示跨物种的兼容性，同时表现出增强的属性和安全性。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将rAAV与CRISPR工具相结合，为精确和靶向的遗传修饰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这些进步有望加速一系列疾病的有效治疗，从单基因疾病到复杂的多因素疾病。通过克服当前的挑战并积极采纳这些前瞻性的方向，科学家们有望将基因疗法转变为攻克众多人类疾病的革命性力量。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392-024-01780-w